早些读张爱玲的作品，好像是在一屋子人的喜笑玩乐中，偶然抬头，窥见窗外的一弯细月。《倾城之恋》里的流苏，《沉香屑》里的薇龙，《金锁记》里的七巧，《半生缘》里的曼桢……这几个旧上海的女孩声色流转、倘恍迷离，散发出甜蜜的腐旧和浓郁的浮华气息。那时的我，正值青春年少，只读到泛滥在她们爱情表面的唏嘘愁肠，看不见隐藏在生命意态背后的悲哀艰辛。
如今再读张爱玲，是夜里辗转反侧不成眠，推开房门，立于阶前仰见空中的一轮孤月。反复细读《小团圆》，虽说不至于让人魂飞魄散，却背脊发凉，脚下虚空，犹如渐渐掉到不见底的深渊。而这年这月，我已秋意渐生，站在张爱玲和盛九莉交相重叠的光影声语里，一阵苍凉的风过后，沉寂似千年的墓碑横卧。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
一个人的命运，总有些无可奈何之处，但也不过是一个人选择的结果，是要直面的。张爱玲作为一个遗世独立的写作者，虽说天才作家、传奇女子、遇人不淑、孤苦终老等字眼往往成为定义她的标签，可真正沉底的，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与特定时代的风云际遇，与旧式家庭的恩恩怨怨，与所遇之人的爱恨离合……这些纵横交错，点点滴滴的过往曾经惹得人言籍籍，但她还是有忍劲，笃定的做了想做而且可以做成的事。她没有辜负自己的天分——先天惊人的观察力和悟性——直接或间接地汲取着日常生活中可抓取写作的材料，二十三岁便声名鹊起，成为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齐名的上海滩最大红大紫的女作家之一。她这样写自己的“卖文生涯”：“苦虽苦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
像简·奥斯汀一样，她始终尽着一个真正写作者的本分——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不愤怒，也不说教。她静默审慎地面对自己和世人，不走旧路，也不模仿别人。她的作品细腻而精炼，从不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她笔下的故事也许有点传奇，但传奇里还是普通男女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她说:“我写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她不为名声和稿费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只用冷静的近乎犀利的笔调，一字一字凸现出隐在生之负荷背后的无奈与荒凉。她觉得无论说什么都有人懂，即使不懂，也有一种信心，总会有人懂。这样执拗的写作者，总是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但无论闹出多大的动静与她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始终是寂寞的。
世人一边对张爱玲的天才写作有着懵懂的仰慕痴迷，一边因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与滥情行为对她产生过或多或少的敌意和疏远，甚至有过不知就里的谩骂诋毁。“自己生活贫乏的人才喜欢刺探别人的私事”，她对此大都也是淡然一笑不予理会。“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既然可以拿起笔写别人的故事，何苦放任他人胡乱猜疑生编乱造自己的人生。55岁的张爱玲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借着盛九莉踏上了自己生命的逆旅。她让灵魂的记忆反反复复回到过去，把几十年人生的长度阔度厚度虚虚实实的嵌进了《小团圆》。《小团圆》只是她创作的一部小说，却参透了她对人生的百般回味与思悟。“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九莉就是张爱玲吗?可以说是，但也不完全是。她想尽量de-personalize(客观化)读者对她的印象，但自己说起来这篇小说的内容却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
在《小团圆》这个特别的舞台上，张爱玲既是甩袖亮相的青衣，现身于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也是坐在包厢里靠着沙发呷着茶水冷淡的观者。她朴实、老道，精炼的文字无影刀，刀刀见伤，伤及见血，凸现出一个个在时代与境遇里百般挣扎而惶惑与无力的人。她对众生在乱世里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与自私、可怜与可笑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也对自己经历的爱情，亲情，友情都用简淡至极的笔调作了描述。她给宋淇的信里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不是否定。”从不多愁善感的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道出“事实上只有之雍和她母亲给过她罪受”的感慨。针对那段惹出争议的爱情，则清晰的表白了态度：“九莉跟之雍的事跟谁都不一样，谁也不懂得。只要看她一眼就是误解她。”至于那种有悖于常规之情的母女关系，她也借九莉之口下咒“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并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道出自己之所以不要孩子，“也许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孩子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一个人狠了心把自己踩到了脚底，痛则痛矣，但内心从此踏实下来。她的整个世界，就在这里。从此以后，她不再接受谒拜，但也绝不需要任何体谅，更不屑任何廉价的同情。
“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如同我们中的一些人一样——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张爱玲先读了爱情小说，写了爱情故事，然后才体验了爱情本身。“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所以，年轻的她心里早已留出了位置给一个男人。偏偏在时间无捱的荒野里，不早，不晚，胡兰成走了过来。他的才情他的懂得他的慷惠都如绚丽的烟火般，若即若离温暖了她空寂的情感世界。她全身心的喜悦之情汩汩的往外溢，甘心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只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什么阶级立场，什么大是大非，如火惨烈的现实抵不过诗意如烟“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幻想。都说女人对男人的爱因崇拜而生，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描写九莉对邵之雍的爱同样充满了盲目的快乐。“他走后一烟灰盘的烟蒂，她都拣了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照相的时候，听到“英雄”二字她便想到了他的“人远，视野辽阔”。只到有那么一天，邵之雍把一个骂他的门警打了，九莉才觉得对他有所不同了，“才没有假想的成份了”。
尽管胡兰成在做人做事方面有着自己的逻辑，但他的确懂得一个女人独特的美好。他在《评张爱玲》一文中写道“因为，倘以为她为骄傲，则骄傲是排斥外界的；倘以为她为谦逊，则谦逊也是排斥外界的;而她的作品却又那么的深入人生。但我随即发现，她是谦逊而放恣。她的谦逊不是拘谨，放恣也不是骄傲。”“她，是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强，而使这倔强成为庄严。”“她是属于希腊的，同时也属于基督的。她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气里有她的梦思，却又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因为这份知音般的懂得，张爱玲爱他，也更爱自己和那段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尽管，这分执着的爱仅生于这个男人的一个侧面。九莉依偎在之雍的怀里，道，“我好像只喜欢你的一个角度”。她憎恶他的正面。邵之雍逃亡的前夜，九莉望着他睡着的脸，“黄黯的灯光中，是她不喜欢的正面。”“他正面比较宽，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果然不久后她听到了邵之雍像一个乡下女人般指桑骂槐的诅咒，“在他正面的面貌里探头探脑的泼妇终于出现了。”
一个现实的人总不能是个剪影或侧影。况且，就单单一个影子也不只投到了她一个人的心上。胡兰成对朋友具有占有性，一个也不肯放弃。即便在逃亡路上，也要抓住一切可以抓得住的女人，亦“都是好的”，且一样的懂得，一样的爱惜。《小团圆》里九莉随邵之雍到他家一次，被安排在“三楼一间很杂乱的房间”。这像是邵之雍的分配给九莉的一间情感之所——黄黯的灯光，充满灰尘的气味。有什么办法呢?她倾心爱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厢刚刚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耳鬓厮磨依依作别，转眼那厢里又与孀居妇人身心相许男耕女织。九莉说自己并不笃信一夫一妻制，但痛苦的乡音总在耳畔，以为那些“总不至于”的事，一步步都成真的了。“他是这么个人，有什么办法?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一个枝干?”她感觉自己像棵孤独的树，长在邵之雍的窗外，在灯光里影影绰绰开着小花。
日子真的可以这样过下去吗?“糟哚哚，一锅粥”的局面，九莉从不愿往自己身上想。她用一层白蜡封住那种内心的混乱，维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全感。但某一天，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一刻也忍耐不下了，她想当面问出个结果。邵之雍本就在做着“三美团圆”的美梦。当然不肯正面回，只微笑道“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这“疯人的逻辑”真让人惊诧而绝望。她为之痛苦了一阵子。“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著，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
爱情来临的时候，一时一刻间，电光火石倏然照亮了黯淡的情感世界。于是不顾一切循着爱河之迹，一路追声逐影，直到山穷水尽。她认定这份无目的的爱是真的，也从中得到过情感上的欢愉和满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她曾想“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可以随时上岸边。”但“金色的永生”还来不及收藏和回味，就被这个男人泛滥的情欲变成了浸在硫酸里的“痛苦之浴”。她痛定思痛，决心挣脱出这段情感的泥沼。她把钱还给他，索回来往书信，表明“我并不是为了你那些女人，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有幸福。”爱情幻灭之后，她痛苦了一阵子，但后来一看见他写“亦是好的”就要笑的时候，这段爱情就算是彻底消亡了。“爱”消亡了，“恨”亦不见了，有的只是“忘却的淡然”。后来，他偶尔会进入她的梦里。醒来后，她为此快乐了很久很久。
每个人都在寻求着幸福生活之道，但正如雨果所说“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张爱玲最终选择结束这段爱情，是因为她认定他不够爱她。《小团圆》里九莉躺在邵之雍的身边，看着切西瓜的长刀，心里想着对准了他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但她自己百转千回一番对自己说“你要为不爱你的人死?”那么，她够爱他吗?邵之雍到九莉家里吃饭，添菜不过是到附近买点酱肉和碎肉，都不是他爱吃的。“她知道他喜欢郊寒岛瘦一路的菜，如果她学起做菜来，还不给她三姑笑死了?”都说爱情是只瞎鸟，落在九莉肩上的这只爱情鸟清醒而痛苦的睁着一只眼，看住自己，看穿他人。她爱自己甚于爱他。这一点是值得庆幸的。
结束和胡兰成的牵绊后，张爱玲和电影导演桑弧发生了一段类似找补初恋的感情。她感到些许慰藉，但又感觉像“掬水月在手”，不断从指缝间流掉。到美国后，她与作家赖雅“说不上明智，但充满热情”的婚姻持续了11年，有6年是在丈夫中风瘫痪里度过的。他们忘年的爱更像是一前一后扑向大地的两片秋叶，偶然的相视，热烈的憧憬，短暂的陪伴。
细细摩挲张爱玲的情感长卷，不乏热情与温度，但烟花已散尽，尽余自微凉。或许，她与胡兰成仅仅三年的爱情历程，已耗尽了她对爱所有的热情和幻想。“她不但是败柳残花，还给蹂躏得成了残废”。许多年后，远在纽约的她在《小团圆》里犀利残忍的揶揄着九莉。至此，她的情感世界已被水洗过。淡青的天，熹微的光，墓碑前，一枝萎谢的花，在凄风中摇曳。这盛极之后的清冷，孤寂，平静。
“命运的安排多好”
张爱玲去香港求学的路上，遇见了炎樱。她们正好同乘一艘船，又都来自上海，于是成为了朋友。张爱玲早些年的人生虽说是逆风飞扬，但有开朗活泼的炎樱作伴，也是非常快意的事情。香港沦陷后，张爱玲和炎樱相伴着跑几条街找冰淇淋和嘴唇膏，一起立于摊头吃滚油煎的萝卜饼;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炎樱目睹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并且打趣他们：张爱，兰你……那时的她们在一起，是真心的彼此喜欢，喜欢到张爱玲怀疑自己有同性恋爱的倾向。《小团圆》里炎樱化身为同学比比，她去看做临时防空员的九莉。晚上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盖着毛毯睡觉，九莉不小心触到比比的腿，联想到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田鸡腿，才对自己放了心。那时没有“死党”、“闺密”之词，张爱玲另有好字眼:双声。
炎樱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两人各自穿上写一句联语的新衣裳，忽然会合在一起，忽然上下联成了对。对联总是为喜庆的时刻增添彩头，可人生或要经历暗淡灰濛。年，32岁的张爱玲以在港恢复学业为由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当时经济拮据的她在焦急的等待元奖学金时，恰巧收到已在日本的炎樱来信。于是，张爱玲于11月份学期尚未结束提出申请退学赴日。但这次日本之行却没给她带来好运。她后来给夏志清的信说“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快捷方式……三个月后回港”。张爱玲对她后来的知己说：“无论谁把金钱看得重，或者被金钱冲昏了头——即使不是自己的钱，只要经过自己的手就觉得很得意，如炎樱在日本来信说‘凭着自己的蹩脚日文而做过几billions(数以十亿)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也会同她一式一样——所以看见一两个把金钱看得不太重的人，我总觉得诧异，而且非常佩服。”回到香港，她做了争取再次复学的种种努力，但最后还是辍学了。
年，张爱玲以难民身份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从香港到美国。她在纽约几乎没有熟人，除了炎樱，就是赴美之前通过信的胡适。张爱玲在炎樱的陪同下前去拜访胡适。回来之后，炎樱问自己的外国朋友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叫胡适之的著名人物。遗憾的是，她的美国朋友都表示对此人陌生。但有人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做林语堂的。之后，炎樱告诉张爱玲说:“喂，你的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还没有林语堂出名。”炎樱的失望大概是认为胡适帮不了张爱玲什么忙。可是张爱玲听后大为懊恼和悲哀：那样一场使中国文化堪比“文艺复兴”的“五四”文学革命，在国外知道的人竟然如此之少。在张爱玲的心中，胡适是一个让她“敬如神明”的人物，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历史化了的人物，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不是林语堂所能比拟的。殊不知，当时胡适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在台湾不受欢迎，在大陆更被批得体无完肤。张爱玲的这次拜访，正是他在美国“黯淡中苦行”的时候。
刚到美国的张爱玲虽说“对于自己和美国都没有幻想，”但，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了在国内的风光，她一度陷入困境。《忆胡适之》一文中她写道：“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她在美国的写作生涯也并不顺利。长篇小说PinkTears(即后来在英国出版的TheRougeoftheNorth)《北地胭脂》)和在台北出版的《怨女》改了又改，始终找不到出版者。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后来她为了赚钱糊口不得不独自到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
与张爱玲在美国的困窘相对照，活泼的炎樱从来都是驾驭世俗生活的高手，她在美国嫁给了一个有钱人，过着富足而轻松的生活。年逾古稀的她给张爱玲曾写信：“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但George(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没有——只有George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我父亲没有说过，我兄弟没有说过，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没有说过，那我怎么觉得自己美丽呢?”对于情感生活波折动荡且孀居多年的张爱玲来说，独自一个人坐在公寓的沙发上，面对炎樱少女一般的“娇稚”，该如何回应呢?再后来，面对炎樱的质问“为什么不理我”，张爱玲给出这样的理由：我不喜欢一个人和我老是聊几十年前的事，好像我是个死人一样。
经得住考验的友谊双方必是心灵相通的同道中人。年少时，天性迥异的张爱玲和炎樱欣赏彼此的特立独行，用各自的差异吸引着对方。但青春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虽色彩斑斓但单薄脆弱，那种以共享美好生活维系的感情难以担负起岁月磨难的负重。或许炎樱以为时光还能停留在40年前的上海，她们还可以像从前一样的生活——一起看橱窗逛大街吃冰淇淋和犹太人讨价还价……时间在流,世界在动，人生在变。炎樱是个始终快乐的人，无法感同身受张爱玲的黯然失意，所以也没有能力给予张爱玲想要的那种情感支撑。《小团圆》里九莉和比比逛集市买花布，比比不信不掉色，蘸了点唾沫抹在布上一阵猛揉。这个时候，九莉的感觉是“像给针戳了一下”，好像惋惜一袭精心编织的华袍被一根粗鄙之刺勾了丝。九莉遇到轰炸，差点丢了性命，但过后却悲哀的发现这种惊恐的感觉无人可诉，“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她也一样”。
不能共一生的友谊，就和不能白头到老的爱情一样，因为不够懂，也就渐渐不爱了。反过来说，彼此不爱了，也就不必懂了。缘分啊，真是太奇妙的东西，来得时候丝丝入扣的欢愉，走的时候步步惊心的无奈。张爱玲对此是清醒而明白的。她后来给友人的信里说：“Fatima(炎樱英文名)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所以，张爱玲晚年出版的《对照记》里，这位曾经最好的朋友几度出镜，见证了她忧伤而又明媚的青春时光。
一个女人，小时候或有一群天真的玩伴，长大后相伴着三两个可心的闰蜜。可再年长些——如果说精神和心灵也在随岁月成长——她需要的友谊反而简单了。一个懂得自己的人就足以填补后半生的岁月了。单说懂得二字，简约不简单。樵夫子期听得懂士大夫伯牙的高山峨峨，江河洋洋，所以有了千古绝唱高山流水。富有的鲍叔牙明知贫穷的管仲才能高于自己，还会挺身而出为管仲说话并不避嫌地把他推荐给齐桓公，所以有了相知最深的管鲍之交。可见职业、家世这种标签是用来蔽蒙和考验人心的。双目清明，一心坦诚，才能彻底扯去世俗的遮羞布，找到性灵在同一层次上的人。只有找到自己的同类，才能真正携手同步进退。
“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张爱玲这封信笔下的“你”是她后半生重要的一个好友——―邝文美。年，张爱玲到香港美国新闻处应征《老人与海》的中文翻译，从而结识了宋淇、邝文美夫妇。张爱玲赴美后，她和宋淇和邝文美夫妇的交往主要靠书信联系。张爱玲十分叹服他俩的美满婚姻。张爱玲写信给邝文美：“我上次信上是想说你们是真的我毕生仅见的伟大的情侣，与别的夫妇不同，尽管有些夫妇的感情也非常感动人”。宋淇对张爱玲后来的文学事业给予了不遗余力的帮助和支持，而邝文美则成为张爱玲后半生“最好的朋友”。
“真友谊像磷火——在你周围最黑暗的时候显得最亮。”对于才华绝世的张爱玲，身处于命运的低落期，她需要的正是一种比小女儿式的卿卿我我更为宽厚宏大深邃的友爱。这种爱，起于彼此欣赏，在默契与宽容中给予对方安全与信任，从而各自把最本真和美好的一面展现。张爱玲在世人面前孤芳自赏、行止隐秘、拒人千里，但在邝文美面前，却呈现出“风趣可爱，韵味无穷”的女儿态。宋淇在《私语张爱玲》里这样写道“这位天性内倾、不喜与人交游的才女，一旦和我们缔了深交，竟毫无保留地付出她真挚的友情，只能称之为缘分吧。”邝文美则在《我所认识的张爱玲》一文中道：“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遇到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外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而张爱玲眼中的邝文美也是一个大气温婉，端庄贤淑，永远不愠不恼的女人。张爱玲认为邝文美“外表很细致，内心却很坚强”，是《半生缘》里水润珠华、沉毅高洁的曼桢，并将她比作“中国兰花”，靠近时只觉“清香逼人”。宋美龄曾因邝文美利落大方，学识出众而邀她担任私人秘书，被婉拒。为此，张爱玲对她说:“S.M.L要你这样的白癜风治疗多少钱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诈骗曝光
